【译文】来信说“认为《大学》‘格物’的学说专门探求本心还可以

【译文】来信说：“认为《大学》‘格物’的学说专门探求本心，还可以勉强符合，至于《六经》、《四书》上所讲的‘多闻多见’，‘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学审问’，‘温故知新’，‘博学详说’，‘好问好察’，都是讲在事物之中探求，在讲论之中立论，用功的次序细目实在容不得紊乱。”

“格物”的含义，前面已经详细介绍了，牵强吻合的疑虑，应该不需要重复解释了。至于“多闻多见”，乃是因为孔子看到子张追求外物，好高骛远，只想以多闻多见为学问，而不能求之于内心而存疑，这就是子张的言行难免有后悔的缘故，而所谓多闻多见，正好满足了他的好高骛远而已。孔子是为了挽救子张多闻多见的毛病，并非教他这样去求学。孔子曾经说：“有人自己不懂却能凭空创作，我则没有这样的本事。”这和孟子的“是非之心，人人都具有”的含义一样。这句话正是为了阐明德性所具有的良知并非来源于见闻。至于“多听，选择其中好的加以接受；多看，记在心里”，则是专门在见闻上去探求，已经落在第二层含义了，所以说这是“次一等的知识”。以通过见闻获得的知识为次要的，那么所谓上一层次的知，指的是什么呢？由此可以看出圣人教人致知用功的地方。孔子对子贡说：“赐，你以为我是通过学习而知道的吗？不是的，我将圣人之道一以贯之。”假使真的可以“多学习而获得知识”，那么孔子为什么错误地讲出这番话，为了欺骗子贡他们吗？“一以贯之”，不是推致良知又是什么呢？《周易》说：“君子多记住前人的话，过去的行为，以涵养自身的德性。”以涵养德性为人心，那么记住前贤言论和过往行为，哪一个不是涵养德性的事情呢？这正是知行合一的工夫。“好古敏求”，喜好古人的学问，迅速地探求此心之天理而已。心就是理，学就是学习存养这个心，求就是追求这个心。孟子说：“学问的方法没有什么，追求那个放逐出去了的心而已。”不像后世学者广泛记诵古人的言辞，自以为是好古，而实际上只是在急切地追求功名利禄等身外的东西而已。“博学审问”，前面已经讲清楚了。“温故知新”，朱子也认为“温故”属于“尊德性”。德性难道可以向外探求吗？“知新”必须源于“温故”，而“温故”正是为了“知新”，这也可以证明知行不是两截工夫。“广博地学习，详细地解说，是为了要达到精炼地阐述宗旨和大义的程度。”如果没有“反约”的说法，那么“博学详说”到底是什么事情呢？舜的“好问好察”，也只是用未发之中，使道心达到精一的状态而已。道心就是良知。君子的学问，何尝要放弃处理事务而废除讲论呢？他们所从事的应对事务、言谈讲论的活动，都是知行合一的工夫，这正是呈现他们本心之良知，而不像后世学者只把空谈作为知识，把知行分开为两件事，这才有细目次序先后的说法。

语本《论语·为政》：“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疑，慎行其余，则寡悔。”意为多听，有怀疑的地方加以保留；其余足以自信的部分，谨慎地说出，就能减少错误。多看，有怀疑的地方加以保留；其余足以自信的部分，谨慎地实行，就能减少懊悔。

语出《周易·大畜》：“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语本《论语·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意为我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人，不过是爱好古代文化，勤奋敏捷去探求知识的人。

语本《论语·为政》：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语本《孟子·离娄下》：“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语本《中庸》：“舜好问而好察迩言。”

语出《论语·述而》。

语出《论语·述而》。

语出《论语·卫灵公》。

语出《孟子·告子上》。

语本《朱子语类》卷六十四。

【12】来书云：“杨、墨之为仁义，乡愿之辞忠信，尧、舜、子之之禅让，汤、武、楚项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摄辅，谩无印正，又焉适从？且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未尝考识，使国家欲兴明堂，建辟雍，制历律，草封禅，又将何所致其用乎？故《论语》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此则可谓定论矣。”

所喻杨、墨、乡愿、尧、舜、子之、汤、武、楚项、周公、莽、操之辨，与前舜、武之论，大略可以类推。古今事变之疑，前于良知之说，已有规矩尺度之喻，当亦无俟多赘矣。至于明堂、辟雍诸事，似尚未容于无言者。然其说甚长，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则吾子之惑将亦可少释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见于吕氏之《月令》、汉儒之训疏，《六经》、《四书》之中，未尝详及也。岂吕氏、汉儒之知，乃贤于三代之贤圣乎？齐宣之时，明堂尚有未毁，则幽、厉之世，周之明堂皆无恙也。尧、舜茅茨土阶，明堂之制未必备，而不害其为治；幽、厉之明堂，固犹文、武、成、康之旧，而无救于其乱，何邪？岂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则虽茅茨土阶，固亦明堂也，以幽、厉之心，而行幽、厉之政，则虽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讲于汉，而武后盛作于唐，其治乱何如邪？天子之学曰辟雍，诸侯之学曰泮宫1皆象地形而为之名耳。然三代之学，其要皆所以明人伦，非以辟不辟、泮不泮为重轻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11制礼作乐，必具中和之德，声为律而身为度者，然后可以语此。若夫器数之末，乐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12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1其重在于“敬授人时”也。舜在“璇玑玉衡”1其重在于“以齐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养民之政，治历明时之本，固在于此也。羲、和历数之学，皋15、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尧、舜之知而不遍物，虽尧、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于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虽曲知小慧之人，星术浅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无所忒。则是后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贤于禹、稷、尧、舜者邪？“封禅”之说，尤为不经，是乃后世佞人谀士，所以求媚于其上，倡为夸侈，以荡君心而靡国费。盖欺天罔人，无耻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马相如16之所以见讥于天下后世也。吾子乃以是为儒者所宜学，殆亦未之思邪？夫圣人之所以为圣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释《论语》者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17夫礼乐名物之类，果有关于作圣之功也，而圣人亦必待学而后能知焉，则是圣人亦不可以谓之生知矣！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礼乐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矣。圣人之所以谓之生知者，专指义理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学而知之者，亦惟当学知此义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当困知此义理而已。今学者之学圣人，于圣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学而知之”，而顾汲汲焉求知圣人之所不能知者以为学，无乃失其所以希圣之方欤？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为之分释，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