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与不知者议之也绝江者托于船致

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与不知者议之也。绝江者托于船，致远者托于骥，霸王者托于贤。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骥也。释父兄与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钓者与仇人仆虏，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犹大匠之为宫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数矣。故小臣、吕尚听，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听，而天下知齐、秦之霸也。岂特骥远哉？

君主的弊病，一定在于任命人官职而不能用其言，或用其言而又与不明智的人去商议。渡长江的人依靠的是船，走远路的人依靠的是良马，称霸称王的人依靠的是贤人。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这些人就是成就霸王之业的渡船和良马啊。不任用自己的父兄和子弟，并不是疏远他们；任用厨师、钓鱼人和仇人、奴仆，并不是偏爱他们。这是保住国家、建立功名的途径，不得不这样啊。这就好像大工匠建造宫室，量一量大小就知道要用多少木料，估量一下工程的规模就知道要用多少人。因此，小臣伊尹、吕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殷、周要成就王业了；管夷吾、百里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齐、秦要成就霸业了。他们岂止是渡船和良马呢？

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国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纣用恶来，宋用唐鞅，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舜、禹犹若困，而况俗主乎？

那成就霸业的当然有人，亡国的也有人。桀重用羊辛，纣重用恶来，宋国重用唐鞅，齐国重用苏秦，于是天下人就知道那些国家要灭亡了。不是这等贤能的人却想建立功业，就如同夏至这天却想让夜长、射鱼时朝着天却想射中一样。舜、禹尚且吃力，更何况平庸无能的君主呢？

本篇主要讲的是君主的为君之道。渡长江的人依靠的是船，走远路的人依靠的是良马，称霸称王的人依靠的是贤人。君主的弊病，一定在于任命人官职而不能用其言，或用其言而又与不明智的人去商议。英明的君主，不是具体地处理事物，而是明白君主所应掌握的东西。有道术的君主，不是一切都亲自去做，而是懂得驾驭百官这个要领。懂得这个要领，所以做的事情少而国家治理得好。

桀重用羊辛，纣重用恶来，宋国重用唐鞅，齐国重用苏秦，于是天下人就知道那些国家要灭亡了。不是这等贤能的人却想建立功业，就如同夏至这天却想让夜长、射鱼时朝着天却想射中一样。

唐太宗论君

唐太宗曾经询问魏征：“君王怎样做算是明，怎样做算是暗？”魏征回答：“能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就叫明，只相信个别人的意见就叫暗。从前唐尧征询下面民众的意见，因此知道有苗的罪恶；虞舜耳聪目明，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所以共工、鲧、驩兜不能蒙蔽他的视听；秦二世偏信赵高，使自己遭受望夷宫的灾祸；梁武帝偏信朱异，自取困死台城的羞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酿成了彭城阁的变故。所以君王能够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那么身边的大臣就无法蒙蔽君王的耳目，下情就可以上达。”唐太宗听后说：“非常正确。”

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同意开仓赈济老百姓，而叫老百姓到山东去找饭吃。隋炀帝凭借着丰富的粮食储备，奢侈浪费，大肆挥霍，最终失去了天下。仓库中储备的粮食只要能应付荒年就行了，多余的又有什么用呢？”

有一次，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人们说天子是至尊，没有可惧怕的事情，朕则认为不是这样。朕对上害怕上天的监视，对下害怕众臣的仰视，整天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还担心上不合天意，下不得人心。”魏征说：“这确实是天下大治的关键，希望陛下有始有终，这就很好了。”

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处理政事最重要的是公正。从前诸葛亮把廖立、李严流放南夷，诸葛亮去世后，廖立、李严都悲痛哭泣，李严甚至因悲伤过度而死。如果不是公正无私，能让人这样吗？再如隋朝宰相高绢，他办事公正，懂得治国的要领。隋朝的存亡，与高绢的生死密切相关。既然朕仰慕前世明君，你们也要效法前世的贤相啊！”

人主出声应容，不可不审。凡主有识，言不欲先。人唱我和，人先我随，以其出为之入，以其言为之名，取其实以责其名，则说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执其要矣。

君主对于言谈仪表，不可不慎重。大凡君主有见识的，言谈不会首先开口。别人领唱，自己就跟着唱；别人先走，自己紧随其后。根据大臣付出的努力来估计成效，根据大臣所说的事确定他的名分，根据大臣的成就考察名分和实际是否符合，这样，游说的人就不敢胡言乱语，君主就能抓住根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