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一代，清谈仍旧。重臣如王导、庾亮、谢安，都是士族大名士，都尚清谈。王导引用王濛，赞赏刘惔，庾亮引用殷浩，都是以清谈见赏而重用的。东晋简文帝（会稽王）司马昱几乎可以称清谈之君，他宠遇殷浩、王濛、刘惔，优待僧人支道林，器重许询、韩伯。上述诸人，在《世说新语》里记述非常之多，多半有关清谈，要举例是不胜枚举的。善于清谈还可以获得做官的捷径。如张凭举孝廉，到京师建康，拜访刘惔，不为刘惔所重，处之末座。等到众宾客清谈有不通时，张凭远从末座发言，言约旨远，受到刘惔赏识，延请上坐，还推荐给执政的抚军大将军司马昱（即后来的简文帝），张凭因而得官。东晋时已有人反对清谈。陶侃、应詹、卞壸、江惇等都力攻清谈放达之弊。王羲之也对谢安说清谈是“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言语》）。桓温北征，眺望中原，还感慨地责备王衍等人清谈误国（《轻诋》）。但是在朝廷显贵都提倡清谈的风气下，士大夫间自然是清谈依旧。

东晋清谈在玄学理论上并无特殊建树，但那时正是佛教思想逐渐传播的时候，所以名僧加入清谈，佛义搀入玄理。支道林引佛义解释《庄子·逍遥游》，标新立异，而为当时名士所认可（《文学》）。甚至名僧讲佛经，也采取清谈辩难的方式，如于法开之与支道林（《文学》）。这都是以前所无的现象。

清谈的论题，除了“三玄”即《老子》、《庄子》、《周易》中的哲理为经常谈资外，《世说新语》提到的还有“才性四本”、“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等（《文学》）。“才性四本”在曹魏嘉平元年（249）到甘露二年（257），含有曹氏与司马氏的政治斗争因素（参阅《文学》第5则及注），到东晋及以后，已成为玄谈的哲理探讨，失去了现实的政治意义。

四

名士风度，或者说魏晋风度，是《世说新语》的重要内容。

名士是什么样的人？很难下定义。不过，东汉末的名士和魏晋名士是有些区别的。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名士的风度。东晋王恭说过一段话：“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任诞》）王恭的话，虽然不能说就是关于名士的确切而全面的诠释，但也说出了值得我们去体会的意思。从负面说，“名士不必须奇才”，王恭自己就是“有清辞简旨，能叙说，而读书少”的人（《赏誉》），但他出身士族高门——太原王氏，又联姻皇室——他是孝武帝王皇后之兄，这倒是做名士的重要条件。有这一条件，当然不必是奇才，也当然安富尊荣，生活优裕，奴仆侍奉，不必亲自操劳，所以从正面说，可以“常得无事”而优游自得了。至于饮酒而须“痛饮”，是优裕生活中应有的享受之事，还可以显示放诞旷达的气派；读《离骚》而须“熟”，则是弄一点典籍文义，作为名士必不可少的外包装，还可以借点屈原的光。

先说名士与酒的关系。远在魏晋以前，酒早就有了，但痛饮酒到“以酒为池”却成为殷纣的罪状（《史记·殷本纪》），何以到了魏晋，酒成为名士生活的重要部分呢？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也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蒿里行》），尽管是英雄，也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短歌行》）。汉末饮酒之风大盛，一个直接的原因是社会大动荡使人们的非自然死亡可能性大大增强，对生命的强烈留恋，对死亡突至的恐惧，于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古诗十九首》）。刘伶著《酒德颂》（《文学》），表示对死的达观，另一面正是对死的无可奈何。张翰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任诞》），毕卓说“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任诞》），都是这种思想导致的两方面的表现：沉湎于酒和放浪形骸。

再进一层说，在险峻的社会形势下，为了逃避现实，为了促全性命，逼得名士们不得不以沉湎于酒为韬晦手段。所以，饮酒似乎是快乐的追求，而隐藏在后的是痛苦忧患。用喝醉酒作保护手段，既麻醉了自己，又躲开了别人，阮籍在名士少有全者的时候而得以保全，即是明显的实例。从阮籍推广到竹林名士，行为任达放荡而内心痛苦，他们的任达是对现实不满，对别人不满，甚至对自己也不满。阮籍不许儿子阮浑也来“作达”（《任诞》），是对自己没有别的办法而只得以饮酒狂放为高的不满。竹林名士之后，很多名士只知饮酒放达，但时异境迁，成为纵欲享乐的东晋名士了，饮酒也成为士族名士生活享受的点缀了！像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等就是（《德行》）。